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我只是从它上面才看到了日夜怀念的爸爸——张元寿烈士。照片上，爸爸穿着一件褪色的旧军装，严峻的双目注视着前方，仿佛在谆谆告诫我：战斗还未结束，要努力前进！爸爸留下的这张照片，我已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每看一遍都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不断鞭策我奋发向前。
爸爸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在山东战场牺牲的，那时他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终年三十四岁。爸爸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是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爸爸是福建省永定县人，一九一三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时在本乡小学读书，至十一岁初小毕业。小学毕业后学做豆腐。至十五岁时，因对此职业不感兴趣，曾到厦门想另找职业，但未找到，只好返回家中。同年冬，又离家到白土，在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一九二九年四月，他在这里加入中国青年团，后于一九三一年秋转为中国党员。
一九二九年夏天，爸爸回乡参加农民武装暴动，后组织游击队，任队长。一九三○年春，编入红军太平区补充团，任连长。一九三一年春，调到三十四师一○二团，任经济委员会主任，从此爸爸开始了长期的后勤供给工作，曾担任总经理部（即总供给部的前身）科长、处长等职。
爸爸担负的任务是组织人员到敌占区采购棉花、棉布、食盐和灯油等物资，供应部队需要。当时，中央苏区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连续粉碎了反动派的三次反革命围剿，根据地在持续不断的发展扩大。蒋介石反动派不甘心失败，继续组织更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围攻。敌人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围剿”，在经济上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在根据地周围设立了很多检查卡口，严密控制各种物资进入根据地，妄图把我军困死在山上。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搞后勤保障工作困难很大，然而爸爸不顾生命危险，翻山越岭，一次又一次通过种种关系，到敌占区采购物资，每次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三年，部队急需补充部分冬服，爸爸利用他熟悉长汀地区情况的有利条件，经过调查研究，及时摸清了县城商人的情况，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很快把一部分裁缝工临时组织起来，为部队生产了一批被服。爸爸这一富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领导和们的赞扬。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反动派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我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未能取得成功。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我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开始时，爸爸仍在总供给部工作。这时，我军的物资供应就更困难了。每天头上有敌机，地上有追兵，部队战斗频繁，走的又都是偏僻地区，群众生活很苦，因而部队需要的粮草往往保证不了，有时不得不到较远的地方去筹集。爸爸每天都和们一样为筹集粮草而奔忙。他处处吃苦在前，上级布置什么任务，他组织人员抢着去干，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一九三五年我军进入贵州梨平县后，军委组织先遣司令部，爸爸调去该部工作。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爸爸又回到总供给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后，总供给部与陕北红军供给部合并，爸爸仍任财政处长。一九三七年爸爸进抗大二期学习。同年秋，爸爸于抗大毕业后调回供给部任部长。
一九三七年冬，爸爸赴汉口参加军委后方勤务会议。会议毕，因临汾失守，潼关过不去，不能返回延安，爸爸奉命去南昌，参加改编新四军的工作①。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了，爸爸负责交通运输工作。这时，有一支由一百多名上海爱国青年职工组成的煤业救护队，随同军队撤退到南昌。这是一个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以红十字会名义出面活动的群众救亡团体，带有二十多辆运输卡车和救护药品，他们想留下来参加新四军。爸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兴奋地说：“你们来一个我们欢迎一个，来一百个我们欢迎一百个，愈多愈好，欢迎上海爱国青年参加我军。”这支救护队参加我军后，立即利用红十字会这一合法组织的运输卡车，把福建、江西、湖南等山区游击队干部和伤员迅速向皖南集中。同时，利用红十字会救济难民这一有利条件，出入上海，动员了不少上海爱国青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为部队采购了不少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还扩大了新四军在上海的政治影响，建立了新四军和上海地下党的联系。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随着新四军江南的队伍向皖南岩寺集中后，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泾县云岭村，爸爸被任命为新四军总兵站站长（即后勤部部长）。爸爸把煤业队的多数留在兵站工作，大胆果断地利用红十字会的名义，开辟了与当时尚未失陷的宁波、温州等地的交通线；利用煤业队这一统一战线关系，积极发挥它的交通运输作用。经过不长时间的努力工作，爸爸把新四军的兵站线从岩寺、太平一直通向苏南敌后和安徽的大江南北，建立了六个兵站派出所，使前后方的交通运输畅通无阻。爸爸在开展兵站线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周围的友军和统治的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对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的关系，都处理得非常恰当，因而工作获得了较大的成绩。
①抗战开始，由于中国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一九三七年十月，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爸爸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克勤克俭，关心群众生活，密切干群团结。当时皖南山区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我们部队干部战士的生活也是同样的艰苦，每个指战员每月只有两元零用钱，衣服和日用品格外的简单。爸爸要兵站利用运输车辆来回之便，由机关单位作些商业经营，把赚来的钱补助生活困难的指战员，给衣衫不全的战士添置衣服。
一九三九年九月间，爸爸调到教导总队任队列科长。一九四○年又调到军部参谋处工作。这时，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高潮，军部为了积极备战，以军教导总队为基础组成二梯队，任命爸爸为参谋长。
一九四一年元旦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是反动派一次蓄谋已久的妄图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大阴谋。就在那激烈战斗的最后一个晚上，敌人的炮火打到了军指挥所，爸爸与司令部、政治部的部分，其中有军政治部部长兼统战部副部长夏征农，从“石井坑”翻过一座大山，撤到“大康王”。第二天傍晚时分，敌人从占领的山头上向他们放枪，爸爸他们跑上另一个山头，当时正是阴天，漆黑一团，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爸爸和他的警卫员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顶上，度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东方微微露出一点鱼肚白时，夏征农发现爸爸就在六、七步远的近处，便走过去问爸爸怎么办。爸爸对他说：“这山比较高，树木又多，敌人是不敢上来的。对大家说不要动，等到晚上再说。”这天，敌人在山下不断地放枪，并嘶声地叫喊着：“你们的军长被俘了，你们快投降吧！”“我们正真看到你们了，再不下来，我们就开枪了。”爸爸非常沉着地对大家说：“不要作声，不要乱动。敌人是在骗我们。他们看不到我们，他们不敢上来。”爸爸的这些话，对于稳定们的情绪起了很好的作用。到了傍晚，爸爸对夏征农说：“这许多人一道走，是走不出去的。等天黑下来，我们三三两两分头走吧！”于是，大家按照爸爸的意见陆续地脱了险，全部人员先后归了队。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调遣二十多万军队，配合日伪军进攻新四军其他部队。我党对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政治上尖锐地揭露了敌人的滔天罪行；在组织上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为政委，将新四军所属各部队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新四军江北部队编为第二师，第五支队编为第二师第五旅，爸爸任五旅参谋长。爸爸到五旅任职后即庄严表示：要搞好团结，做好工作，坚决达成目标，为开辟华中敌后战场、抗击日寇、反击蒋匪军进攻做出贡献，以实际行动为皖南事变牺牲的烈士、遇难的战友、受害的群众报仇雪恨。
这时五旅驻在淮（阴）宝（应）地区，担负着巩固、发展淮宝抗日民主根据地和配合兄弟部队向东发展的任务。淮宝根据地，是在粉碎了蒋匪军和被他们欺骗的小刀会的联合进攻后，建立起来不久的新区。这里的人民群众曾长期遭受蒋匪帮、日伪军的剥削压迫，受的反动宣传毒害较深，对我党我军不了解。这就要求我军在政治上要大力宣传我党的各项抗日政策，揭露敌人的造谣诬蔑，以严明的军政纪律，体贴民众疾苦的实际行动，影响教育人民群众；在经济上既要供给军需，又要解决民食。爸爸到职后，立即抓司令部工作的建设，培养参谋人员，加强部队训练，为随时能机动执行任务准备好。同时，指导部队搞生产、捕鱼、采“鸡头”等以辅助军食，减轻群众负担；协助民主政府筹粮筹款，供给军需，救济饥民。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很快就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使群众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爱民的军队，为部队尔后的机动作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爸爸关心部队建设，也关心爱护。在组建五旅司令部卫生所的过程中，爸爸曾给予大力的支持。开始时，这个卫生所仅有两个人，两只药箱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这两位的业务知识和工作经验都不多，对怎么样才能做好旅直属队的战伤救治、医疗后送、卫生防疫等工作都没把握，因而心情沉重，忐忑不安。爸爸抽出时间来到卫生所，找这两位谈心，要求他们勤于学习，提高技术，勤于动脑，多想问题；并指出经验是通过艰苦工作创造出来的，使这两位很受鼓舞。不久，爸爸给他们解决了药材补充、物资供应等问题，还给调来一位勤务员，使卫生所的工作得以顺利地开展。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五旅奉军部命令开到皖东北，防堵顽军越津浦铁路东进，以掩护兄弟部队在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保卫第四师机关部队在淮宝地区的休整。部队初到一个新的地区，人地生疏，要立即担负作战任务，必须及时熟悉地形、社情，侦察敌情；必须与兄弟部队、民主政府搞好联系，配合行动。这些工作是非常紧迫和相当繁重的。爸爸领导司令部、协同政治部及时地很好地完成了这些工作。五旅在皖东北执行任务一年多一点时间，把我军活动地区扩大到津浦铁路沿线，开辟了泗（县）、五（河）、灵（璧）、凤（阳）地区，肃清了流窜根据地边沿的顽伪武装，迫使顽军未敢越津浦路东进，巩固和发展了皖东北根据地。在这期间，部队没有因物资供应等困难而发生违犯政府法令和群众纪律的事，给民主政府、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同爸爸完成他分担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一九四二年底，五旅奉命返回淮宝地区，进行短期整训，于一九四三年初回到淮南兼路东分区。时值春荒，部队要协同民主政府和群众团体做好救灾工作；为迎接马上就要来临的艰苦斗争形势，要迅速将武装力量按照主力、地方兵团、民兵组建起来，以一部分主力地方化，加强原有地方兵团四个支队，新建一个支队开辟甘泉地区，把天扬公路以东地区与华中根据地连成一片；还要全面整顿民兵。爸爸日夜奔忙，协助旅首长和有关部门及时地完成了这些紧迫而又艰巨的工作。这年夏秋之间，发生了传染病——疟疾，部队由路东转到路西①，一定要尽快扑灭疟疾，以保持战斗力。在此紧急状况下，爸爸亲自抓医务工作，突击治疗疟疾，很快就消灭了这一病害，保证了部队转移路西任务的完成。
一九四三年秋，五旅改兼路西分区。当时路西的三角斗争形势极其尖锐复杂，以军事斗争为主，进行着各种斗争。一次，在粉碎日寇扫荡、击退顽军进攻后，爸爸及时召开旅直属单位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最后爸爸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反扫荡和反摩擦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各单位要乘战斗间隙抓紧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素质。要检查武器弹药，对干部、战士进行爱护武器装备教育。我们目前还没有兵工厂，我们的武器是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因此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武器。各单位要在驻地周围了解访问群众的损失情况，抽出一部分力量帮助群众生产，并要再勒紧一下裤带，对受损失大的群众进行一点救济。
爸爸长期搞后勤工作，深知部队和群众之间鱼水关系的重要性，每当知道有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他总是严肃处理，从不迁就姑息。他耐心地和犯错误的谈心，指出错误的危害和根源，并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自绥，迅速改正错误，做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和工作，不仅巩固了原有地区，还开辟了淮南铁路沿线和寿县地区，把武装斗争推向敌占区和淮南路西。
顽军在我军不断打击下，与日伪秘密勾结，相互配合向我进攻。一九四四年秋末，日寇集中定远、滁县、全椒等县的日伪军近万人，分路向我路西根据地进行“扫荡”，破坏了我军防御埆军进攻的阵地工事，给顽军进攻我军打开了通道。广西顽军一七一师分两路，紧跟日军进到我区边沿，伺机进犯。我以游击战积极打击日伪军，集中主力以运动战打击顽军。日寇遭我军不断打击后撤出根据地。顽军于日寇撤退之际，企图乘我军尚未集中之机，以四个主力营和三百多人的地方武装，向我占鸡岗、董大圩、元寿集进攻。我军以一部兵力占领和修复了阵地，主力隐蔽集结。我先以阵地守备战消耗敌人，激战一天，歼敌一部，分割包围其大部，随即展开围歼战，到第二天下午将其全歼。
一九四五年春天，驻在安徽的顽军李品仙部，向我新四军皖江地区的第七师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策应第七师的自卫还击作战，驻在淮南津浦路的第二师第五旅，奉命向盘踞在合肥、定远、滁县、全椒一线的顽军，实行惩罚性的打击。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打了一连串漂亮的小型歼灭战。
在那捷报频传的日子里，旅政治部宣传科的们却在为自己的战地鼓动工作赶不上快速地发展的战局而苦恼着。当时，进行战场鼓动的一个主要工具就是旅政治部出版的八开油印小报《前锋报》。但是，按照当时报纸发行的规定，要先送到司令部收发室，由那里再分送到各团去，以致往往耽误了时间，成为“马后炮”。宣传科的鼓起勇气去找爸爸帮助解决，爸爸给作战科长写了个条子：“前锋报同作战文件一起下送”，宣传科的特别高兴。从此，《前锋报》真正发挥了它的宣传教育鼓动作用。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爸爸仍任五旅参谋长，率部参加了路西、路东的战略反攻作战。同年十月间，我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奉命“北移山东”，将新四军的苏南、浙江、皖南、皖中四个解放区的革命队伍向淮安周围集中。十一月间，新四军的队伍在完成了新的战略转移之后，组织上打算让爸爸主持组织新的军供给部工作，征求爸爸意见，爸爸要求上前方，于是任命爸爸为苏中军区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开始后，爸爸改任华中军区副参谋长，分管后方勤务方面的军务。一九四六年七月间，爸爸参加了有名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
苏中战役后，的残兵败将龟缩在海安一座孤城里，我前线大军正准备一举围歼这孤城残敌。就在这时，徐州“剿总”瞅准了我军两淮（淮阴、淮安）地区兵力空虚，从徐州偷偷派出两个军，沿着老运河南下，直扑淮阴城。于是，我苏中前线大军只得连夜撇开海安，兼程北上，回援两淮。
五旅是首批北援的部队。该部最先到达淮阴城的一个团，没有等到三个营的兵力集结完毕，就匆匆投入了淮阴城西郊地区的阻击战，因为蒋介石的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已经打到了离城不过三十里了。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谭震林亲自到部队作政治动员，亲自部署作战。他指示部队，一见到敌人就发射迫击炮，要用炮弹给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捎个信，告诉他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已经赶到了。这一手真灵，张灵甫听见我们的炮声就有了后顾之忧，因为他熟知我军惯打“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运动战。他清楚自己这样长驱直进，孤军深入，是犯了兵家的大忌，他提心吊胆，怕被我们一下子装进“口袋”去。所以，他一听到我们的炮声，就把进攻的速度减缓下来。他这一减缓，就给咱们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有利时间，使我各路援军能及时地赶到淮阴城下，为部队赢得了一点修筑工事的时间。
由于我们部队北上是轻装行军，粮秣、医药、骡马等等都丢在苏中地区。部队一经在淮阴城外打响，这些后勤供应方面的困难，就异常尖锐地暴露出来了。就在这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爸爸赶到了前线，详细查问了作战中也许会出现的问题，了解了作战和生活上亟须解决的物资供应，即釆取了现场办公和直接供应的办法，给予了及时有力的解决。这充分显示了爸爸深入实际，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和严细明快的优良作风。
一九四六年冬，爸爸调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这时，蒋介石集中十八个旅对我盐城、阜宁、涟水地区进犯。我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等指挥下，于这年十一月将其击败，歼敌约万人。十二月，我军又在宿迁以北歼敌三个旅二万多人。蒋介石恼羞成怒，调动了二十三个整编师五十三个旅共三十万人，南北夹击，声言要在鲁南决战。我军于一九四七年一月，胜利地进行了鲁南战役，歼敌五个旅共五万多人。二月，又在莱芜地区歼敌七个整旅，共六万多人，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一次歼敌七个整旅的光辉记录。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爸爸分管的后勤工作做得较好，保证了大部队的供应，为战役取得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陈毅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张元寿很好，见到军队穿、吃、用的事就抓就要。”
一九四七年三月某日，爸爸和们坐着一辆中吉普，从野战军总指挥部出发，去张店、周村一带巡视，看还有没有遗弃的军用物资可以收集，以便补充休整队伍的需要。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刚到张店近郊，忽然空中响起敌机“格格格”的机枪声，汽车急忙煞住，大家跳下车找掩蔽处，但是爸爸不幸中弹，躺在血泊之中。爸爸就是这样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他的最后一滴血。
爸爸牺牲后，在周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陈毅致了悼词。他说爸爸是我军优秀的后勤专家，为革命鞠躬尽瘁，贡献了他的一生。
爸爸离开我们已三十多年了。他的光辉一生，一直鼓舞着我。亲爱的爸爸，您安息吧！我一定发扬您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把您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
1947年，解放战争关键时期，张元寿牺牲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令人惋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47年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元寿，若健在至开国后的授衔，从战功职务人脉能力等测评，少将低，上将高，授军级中将。
